*本文的完成，受益于研究團隊的合作和討論，特別感謝楊宜音等同事，同時也非常感謝幾位匿名評審人的建設性意見。

　　共權力對家庭的影響力削弱，社會關系的結構發生了變化，隨之改變的是人們的心理。

　　但是，在社會轉型的研究中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卻很貧乏。究其原因與國內主流社會心理學接受的是美國社會心理學體系有關，社會心理學研究習慣于把美國社會心理學的問題看作是普世問題，很少有人從國內社會現實問題中提出問題、提煉概念、發展理論，并面對和解決現實問題，更少觸及社會轉型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是美國社會心理學之外的普遍問題。如莫斯科維奇就曾指出：“美國社會心理學所取得的真正進展并不在于實證研究或理論建構方面，而在于它將自身社會的緊迫問題作為研究的主題和理論的內容。除了方法技術上取得的成就之外，美國社會心理學的主要成就在于將美國的社會問題轉化為社會心理學語言，并將其作為科學探索的對象。因此，如果我們所能做的僅僅是懷著比較研究的目的來吸納那些來自美國的的話，那么我們就只是接過了另一個社會的問題和傳統，我們就只是以抽象的方式去解決美國社會的問題，因此我們也就退居于一個狹隘的科學研究的領域當中了，與我們自身所處的社會相脫離使我們對之毫無興趣”（莫社會心理學缺乏對轉型社會研究的另一個原因是由于主流社會心理學本身缺乏宏觀社會心理的研究，多數研究停留在對“個體”層面或群體層面。奧爾波特（Allport，1968：3）宣稱：“社會心理學試圖理解和解釋：個體的思想、感情和行為怎樣受到他人的實際的、想象的或暗示的在場的影響”。F.奧爾波特認為：“沒有一種群體心理學在本質上和整體意義上不是個體心理學”（Allport，1924：4）。莫斯科維奇認為主流的社會心理學把社會理解為個體尚相加，實質上否認了“社會”心理的存在；他認為社會心理學是“社會科學”，而主流社會心理學把社會心理學理解為“行為科學”，關注的是個體在他人在場下的行為。“我們應當將行為置于‘社會’當中，而非將‘社會’置于行為當中”（莫斯科指出，這種把社會心理還原為個體心理的還原主義是社會心理學危機的根本原因。因此，轉型社會的社會心理研究必須從找回社會心理學的“社會”人手，社會心態（socialmentality）作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就是這樣一'種探索。

　　社會心態的提出是對傳統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批判，也是對社會心理學傳統邊界的擴展。社會心態研究關注當下社會現實，具有很強的社會問題意識，并從個體、群體和社會的不同層面和層面間關系綜合探討社會心理。多年來，社會心態研究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出現了一些探討社會心態概念、結構和機制的研究（楊宜音，2006；馬廣海，2008；王小章，2012a；吳瑩、楊宜音，2013；王俊秀，2013a、b），也出現了一些對不同群體社會心態和典型社會心態特點的研究（李培林，2001；馬廣海，2012；應小萍，2012；楊潔，2012），以及對社會心態進行指標分解和測量的系列研究和年度出版物（王俊秀、楊宜音主編，2011、2013）。值得注意的是，與傳統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不同，社會心態研究更關注社會變遷和社會轉型問題，出現了不少探討社會轉型與社會心態的研究，涉及的問題包括：改革與社會心態（王鐵、吳玲華等，2005；徐勝，2009）、社會轉型與社會心態特點（景懷斌，1989；周曉虹，2009；劉東超，2004；龍書芹，2010；侯晉雄，2006）和針對“中國經驗”提出的社會心態概念??“中國體驗”來解釋社會轉型中中國人在價值觀、生活態度和社會行為模式方面的變化（周曉虹，2012；王小章，2012b；成伯清，2012）。雖然社會心態研究非常重視社會轉型與社會心態間關系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很有啟發性的概念，但是就目前的研究來看，研究者關注的更多是社會轉型中的價值觀的變化（周曉虹，2009；景懷斌，1989；王小章，2012a）。也有學者指出，社會轉型實質上是社會結構、社會運行機制和社會價值觀念的轉型（洪大用，1997）。但從社會心態角度來看，社會轉型帶來的人們的精神變化不僅僅是價值觀的變化，社會需求也隨之發生變化，如有研究發現，社會轉型帶來的階層意識已經成為影響人們需要的重要因素（高文、楊宜音等，2013）。同樣地，社會價值、社會情緒等也都隨著社會轉型發生著變化。因此，對社會轉型中社會心態的分析和解釋應該能夠反映從社會價值觀念、社會需要、社會認知和社會態度、社會情緒和社會行為特點等方面的較為全面的和具有一定結構性的特點。

　　社會心態既包括一個時期作為歷史片段的相對靜態的社會心理特點，也包括在歷史長河中社會心理的演變。社會心態既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更因不同的文化、亞文化的影響而具有其特異性。社會心態傾向于一個社會整體或占一定比例的成員表現出的=致的社會心理特點。社會心態既包括一些穩定的、內在的社會心理特點，也包括一些暫時性的、變動的社會心理特點。社會心態是一定時期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包括亞文化）影響下形成并不斷發生著變化的。

　　社會中多數成員或占一定比例的成員表現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點和行為模式，并構成一種氛圍，成為影響每個個體成員行為的模板。因此，社會心態既是社會轉型的反映，也是影響社會轉型的力量；社會心態概念既包括對于轉型過程中心理特點、社會現象，也包括社會轉型帶來的社會共同的心理變化和特點。

　　二、社會心態的學科傳承社會心態研究兼顧了微觀、中觀和宏觀分析層面，不同于主流的社會心理學；但是，在社會心理學的發展歷程中也有一些宏觀的研究，這些研究是社會心態研究可以繼承和使用的學術資源。社會心態研究可以借鑒的另一個資源是關于心態的研究，盡管心態的概念與社會心態研究中的概念有不小的差異。社會心態研究必須借鑒社會學的宏觀視角和研究方法，聯通個體與社會，研究現實環境中真實的群體和組織、社區和社會、國家和民族等層面的宏觀心理表現。在下述從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角度梳理的社會心態研究的相關學術遺產中，我們可以看出，發展歷程中個體與社會的關系是始終相伴的。

　　心態史學和心理史學19世紀末，社會學、心理學成為獨立學科的探索也反過來影響歷史學，歷史學家借鑒并批評正統史學過于偏重政治史和偉人，認為史學應從其他學科汲取概念，甚至宣稱：“歷史學首先是一門社會一心理在年鑒學派那里，心態一詞區別于意識形態的集體特征，代表了某個民族、某個人類群體特有的思想和感覺方，社會學家也聚焦于這些互動場域的綜合的文化性質，尤其是他們的整體機能。由于這種綜合的文化特征是非常難以明了的，難以用經驗的和可操作的方式描述清楚，他們經常被比喻為社會情緒、社會氣候、社會氣氛、集體士氣、社會厭倦、社會樂觀主義、社會不適應等等”（什托姆普卡，2005/1999：3-5）。

　　什托姆普卡認為這種文化主義轉向的根源正是涂爾干的“社會事實”（socialfacts）或“集體表征”理論，以及托克維爾的“心靈習慣”

　　oftheheart）。托克維爾在討論美國的民主時指出，社會要生存，要更加繁榮，所有公民的心靈必須通過某種有支配地位的思想凝結并團結在一起；除非他們中每一個人不時地從公共資源中獲取他的意見，并贊成接受已經形成的信仰內容，社會將不可能存在。什托姆普卡認為托克維爾的“心靈習慣”是來源于個體心理，通過周圍的文化環境內化為人格而表現在行動中的。托克維爾這里指的正是集體心態representation）；個體表征是集體表征的復合，個體表征以個體的感覺為基礎，集體表征以個體的表征為基礎。社會作為集體表征的組成物控制著個體，是外在于個體意識的一種群體意識；宗教、風俗、時尚、語言、道德規范、法律、科學和社會意識的其他特征以及它的情感、觀念、習慣等等，構成集體意識的集體表征（薩哈金，1991/ 1982：34-37）。“團體的思想、感覺和行為，與其單獨的個體成員的這些東西全然不同。因此，如果我們從孤立的個人出發去研究，我們就完全不能了解團體內部發生的一切”（迪爾凱姆，1995/1919：119）；他還指出，“集體意識的狀態與個人意識的狀態有質的不同，有其獨自的表象。集體的心態并不等于個人的心態，它有其固有的規律”（迪爾凱-13）。他批評當時的心理學對于個人觀念相互結合的方式只是一些十分含糊的聯想規律，而社會心理學則對集體觀念形成規律全然無知，他認為社會心理學應該從研究神話、傳說、民間習俗、語言人手，研究社會表征是如何相互吸引和排斥、融合和分離的；他甚至認為可能出現一種研究個體表征和集體表征的形式心理學取代個體心理學和社會學（迪爾凱姆，1995/1919：14）。

　　可以看到，涂爾干在集體意識、集體表征概念中明確論述了個體與集體之間的關系，對于理解社會發展變化中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頗具啟發性，也許正是由于這一點，伯克才認為，心態史本質上是一種涂爾干式的研究觀念的方法，與涂爾干“集體表征”和列維-布留爾的“心態”

　　概念有關（伯克，2010/1992：111）。列維-布留爾在1922年出版的《原始心態》（primitivementality）試圖用集體表征的理論來研究原始人的心態。列維-布留爾認為人類的心態因社會環境不同而發生很大的變化，現代文明人的集體表征就不同于原始人的集體表征（表象）。列維-布留爾指出，“所謂集體表象，如果只從大體上下定義，不深入其細節問題，則可根據所與社會集體的全部成員所共有的下列各特征加以識別：這些表象在該集體中是世代相傳；它們在集體中每個成員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時根據不同情況，引起該集體每個成員對有關客體產生尊敬、恐懼、崇拜等等感情。它們的存在不取決于每個人；其所以如此，并非因為集體表象要求以某種不同于構成社會集體的各個體的集體主體為前提，而是因為它們所表現的特征不可能以研究個體本身的途徑得到理解”（列維-布留爾，1981/1922：5）。

　　聚焦于轉型社會的社會心態研究，既要關注社會學的傳統問題，研究群體、組織和社會結構，也要沿著涂爾干所希望的個體表征與集體表征的心理學方向去努力，并把社會發展納入社會心態研究的視域。

　　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與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1908年，威廉麥獨孤出版了《社會心理學導論》，愛德華羅斯出版了《社會心理學：大綱與資料集》，這兩部著作標志著社會心理學的誕生，也注定了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PSP，psychologicalsocialpsychology）和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SSP，sociologicalsocialpsychology）同時存在。心理學史家墨菲概括道：“當社會心理學成形時，它趨向于分為兩枝，一枝是心理學家的社會心理學，著重社會情境中的個人，一枝是社會學家的社會心理學，著重團體生活”（墨菲、柯瓦奇，1980/創立之初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試圖構建博大的體系，如既被稱為社會心理學之父也被認為是社會學鼻祖的孔德就試圖用實證的方法尋找社會的法則。之后，社會學家逐漸放棄了宏大體系的幻想，各自提出了專門化理論，如庫里的社會化過程理論、羅斯的社會過程研究和涂爾干的集體表征，社會學家開始更多關注個體與群體的互動（薩哈金，1991/1982：3）。后來，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逐漸成為主流，他們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態度改變、人際過程和小群體三個領域（薩哈金，1991/1982：11）。雖然也曾發生過關于兩種社會心理學的論爭和整合的努力（夏學鑾，1998），但社會心理學體系并未動搖。

　　梳理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理論，可以發現許多概念和理論對于解釋和思考社會變遷具有很大的啟發性，這些理論是值得社會心態研究繼承和發展的。比如，麥獨孤曾提出群體中行為的策動理論，既包含了個體也包含了群體。他認為群體心智（groupmind）是真實存在的，不同于個體成員的心智，群體心智產生于人們的互動和聚合（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1988：15）。他在1920年出版的《群體心智》中指出：“社會聚合體具有一種集體的心理生活，這不僅僅是聚合體中各單元的心理生活而且具有一種集體心理，或如某些人喜歡說的那樣，具有一種集這個時期研究群體心理發生和變化的理論還有塔德、勒龐、拉扎勒斯、施泰因塔爾和馮特的民族心理學。在塔德看來，個體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是發明和模仿（薩哈金，1991/1982：27-32）。有學者認為塔德的”發明“實質上是社會心態的緣起，他的”模仿“，實質上是社會心態的傳播與擴散（劉力，2006）。1895年勒龐出版了《群眾心理學》，1896年被譯為英文《烏合之眾》，至今依然暢銷。弗洛伊德評價這部著作”極為精彩地描述了集體心態“，社會學大家羅伯特墨頓認為這部著作”對人們理解集體行為的作用以及對社會心理學的思想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墨頓，2004/1960：1 -3）。《烏合之眾》通過法國大規模集體事件的分析得出，個體聚集為群體后暴露出了人類丑陋的本性（勒社會心態研究應該以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為基礎，繼承和發展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的宏觀視角和現實關懷，在研究方法上既不排斥實證的手段，也不排斥詮釋的方法，不斷探索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研究范式，惟如此，才能對當下和發展的社會有所揭示。

　　三、社會轉型的社會心態研究范式社會心態的分析水平和學科邊界擴展社會心態指涉的社會不同于傳統社會心理學中的社會，社會心態的社會是現實真實存在的群體和社會，其社會的內涵應該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如真實的群體、階層、組織、黨派、國家等。

　　-64）把社會現實分為三個水平：第一個是微觀水平，主要是指面對面的人際互動。第二個是中觀水平，包括兩種不同結構類型的社會組織：社團單元和范疇單元；社團又分為組織、社區和群體三種基本類型；范疇單元是指社會區分，如年齡、性別、階級和種族等。第三個是宏觀水平，由體制領域、分層系統、國家以及國家系統構成。這三個層面的社會現實互相嵌套：人際互動嵌套于社團和范疇單元，社團和范疇單元嵌套于國家和國家系統；這種嵌套關系中較大的社會結構能限制較小的社會結構。中觀水平的社團和范疇單元是由人際互動建立的，宏觀水平的體制領域由社團單元的網絡構成，分層系統由范疇單元的集合構成。最后，社會結構顯示文化。

　　-18）把傳統社會心理學分為四種分析水平：第一種分析水平是個體內水平，主要關注個體的認知，以及對社會環境的評價，在特定社會環境中的行為，不涉及個體與社會環境的互動。第二種分析水平是人際和情境水平，關注發生在特定情境中的人際過程，而不考慮特定情境之外的社會位置。第三種分析水平是社會位置水平（群體內水平），不同的社會位置對特定情境產生影響。第四種分析水平是意識形態水平（群際水平），關注社會成員的信念、表征體系、價值觀和規范。

　　鑒此，我們認為，在微觀水平上社會學只研究人際互動，而社會心理學繼續延伸到個體內；在中觀水平上社會心理學研究群體內的心理現象，而社會學把群體細分為兩種結構的群體；在宏觀水平上，社會心理學的最高水平是群體間社會互動，而社會學則延伸到更為宏觀的國家、國家之間、甚至全球化的問題。與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學相比，社會心態研究的分析水平主要是從中觀水平到宏觀水平的國家層面之間，但社會心態又是以微觀水平為基礎的。之所以把社會心態研究定位于以微觀分析水平為基礎，偏重于中觀和宏觀水平，是由于這樣的分析可以從個體、群體、社會、國家等層面完整展現社會變遷和社會轉型的過程，更好地研究社會心態、社會結構、文化的相互影響（參見）。

　　雖然社會轉型、社會變遷和社會發展是社會學研究的核心內容，但社會轉型卻又不是社會學單一學科所能勝任的，必須采取多學科的研究策略。關于這一點，學者們無論從社會學學科反思還是從社會轉型實踐中都得到了相同的結果。例如，在對中國社會學30年重建的回顧和反思時，蘇國勛（蘇國勛、熊春文，2010）指出了傳統實證主義社會學的局限，認為“社會現象是由人們行動造成的結果，他除了具有自然現象的表層實體結構之外，還具有自然現象不具備的深層意義結構，換言之，人們的行動是由不同動機驅使做出的，因此要對人的行動做出因果說明，必須首先對人們賦予行動的動機一意義做出詮釋性的理解方能奏效”。他批評實證主義社會學把社會現象完全歸結為經驗事實，完全排斥宏觀理論，并貶低社會研究必然包含的預設層面中的形而上問題。他認為，“社會學研究是一架由因果性說明和詮釋性理解雙輪驅動的車子，兩個輪子猶如人的兩條腿，其中任何一個不可或缺。用費先生的話說，就是要從‘生態研究’進入到‘心態研究’，二者缺一不可”

　　（蘇國勛、熊春文，2010）。

　　蘇國勛提到的從“生態研究”進人到“心態研究”是指費孝通先生在晚年提出的要擴展社會學傳統界限的主張。費孝通（2003）指出社會學研究不應該把人的“生物性”和“社會性”對立起來，這二者是融為一體、互相包容的。社會學也要研究作為“人的一種意識能力”的“人的精神世界”。雖然社會學自身無法完成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但這種探索對于社會學理解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感受，從而進一步理解社會的存在和運行，對社會學的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除精神世界外，他認為“意會”在社會學的“社會關系”中非常重要，他指出：的社會關系基礎上，而不是那些公開宣稱的、白紙黑字的、明確界定的交流方式上。“他還提到了”講不清楚的我“以及”心“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費孝通在研究民族認同意識時，重新思考他的老師史祿國（S.M.Shirokogoroff）提出的Ethnos和Psycho-mentalComplex這兩個概念（費孝通，1994）：“Ethnos是一個形成民族的過程，也可以說正是我想從‘多元一體’的動態中去認識中國大地上幾千年來，一代代的人們聚合和分散形成各個民族的歷史。”他意識到自己原來并沒有真正領會史祿國在Ethnos論中提出的、一直在民族單位中起作用的凝聚力和離心力的概念，更沒有注意到從民族單位之間相互沖擊的場合中發生和引起的有關單位本身的變化，而這些變化事實上就表現為民族的興衰存亡和分裂融合的歷史（費孝通，1997），這也正是社會心態與社會轉型和變遷的作用過程。費孝通解釋了把Psycho-mentalComplex翻譯為心態的原因：“Psycho原是拉丁Psukhe演化出來的，本意是呼吸、生命和靈魂的意思，但英語里用此為字根，造出一系列的詞如Psychic，Psychology等意義也擴大到了整個人的心理活動。晚近稱Psychology的心理學又日益偏重體質成分，成為研究神經系統活動的學科。史氏總覺得它范圍太狹，包括不了思想、意識，于是聯上Mind這個字，創造出Psycho-mental?詞，用來指群體所表現的生理、心理、意識和精神境界的現象，又認為這個現象是一種復雜而融洽的整體，所以加上他喜歡用的Complex?字，構成了人類學研究最上層的對象。這個詞要簡單地加以翻譯實在太困難了。我近來把這一層次的社會文化現象簡稱作心態，也是個模糊的概括”（費孝通，1994）。

　　調的是心理和精神層面的群體傳承，這些傳承是知識、實踐以及行為，它們可以在代際之間傳遞，還可以從周圍的人群中借得，甚至還可以由某個群體的成員自發地創造出來，其根本是指一個動態適應過程，并通過心理層次的復合傳遞下去，史祿國因此將之稱為Psycho-mentalComplex，另一方面為了強調這一動態適應過程，又稱之為Ethnos“。他認為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對于心態的忽視是費孝通提出擴展學科邊界Complex這個詞，社會心理學家本來應該在這方面作出一些貢獻，但由于過度地將心理與精神的內容還原成生理和大腦層次的解釋，對于身體、意識和精神整體性的關注被排斥在正統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領域之外，而社會學又因為過度追隨制度和結構層面的分析，無暇顧及個體心理層次的精神世界，而這些被忽略的應該就是費孝通所關注的人的精神世界范圍”（趙旭東，2010）。

　　無論是蘇國勛所講的人們行動的動機和意義，還是費孝通先生的須擴展社會學學科邊界，社會心態研究正是對社會心理學傳統邊界的擴展，實現和社會學的對話和對接，這樣的探索無疑具有極大的價值。

　　社會心態的結構以社會轉型和變遷為研究重點的社會心態研究更強調社會心理的變化。依照穩定性，可以把社會心態的結構分為超穩定的社會心態、穩定的社會心態、階段性社會心態和變動性社會心態四個層次，如所示。在社會環境中，社會心態既有隨社會轉型和變遷而變動較快的、較明顯的部分，如社會認知、社會感受、社會態度這些情境性、評價性內容；也有在一個時期內較為穩定的、表現為階段性變化的內容，如社會情緒和社會信任等；還有較長時期內表現穩定、變化非常緩慢的內容，如社會價值觀念。社會心態中最為穩定的是社會性格部分，也就是英蓮香，1992：2-3）。英格爾斯認為，國民性是指“一個社會成年群體中具有眾數特征的、相對穩定持久的人格特征和模式”，也稱為“眾數人格”（modelpersonality）。臺灣學者莊澤宣認為：“民族性系一個民族中各個人相互影響所產生之通有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對個人深具壓迫敦促的勢力”（見沙蓮香，1992：3）。國民性是指社會性格，作為社會文化的體現，它是社會心態中最深層的也是最具動力性的核心成分。孫隆基用“良知系統”，即一種文化的“深層結構”來分析中國文化歷史演變和特征（孫隆基，2011：20-25）。這種觀念明顯受到精神分析心理學思想的影響，不同的是，他分析的是作為中國社會的心理特征，“良知系統”要表達文化影響下的社會演進，接近于一個“社會的超我”，其文化的深層結構也可以理解為“文化潛意識”。

　　社會心態的四個層次是一個相互影響的過程，外層的變動性社會心態到內層更穩定的社會心態是一個逐漸內化的過程。社會心態的一些相對穩定的成分，逐漸積淀為下一層的社會心態，但進人最內層的超穩定社會心態，若要成為民族性格，成為文化層面的東西，則要經歷漫長的過程。費孝通（2003）從個體與社會的關系闡釋過文化的作用，他指出：“‘文化’就是在‘社會’這種群體形式下，把歷史上眾多個體的、有限的生命的經驗積累起來，變成一種社會共有的精神、思想、知識財富，又以各種方式保存在今天一個個活著的個體人的生活、思想、態度、行為中，成為一種超越個體的東西。”與之相反的過程，最內層的文化和民族性對于穩定的社會心態具有支配和控制作用，穩定的社會心態如價值觀等也會影響階段性社會心態，而最外層的變動性社會心態也會受到最深層社會心態的影響，但更多會受到最接近的階段性社會心態的影響。也就是說，從變動性社會心態、階段性社會心態、穩定性社會心態到超穩定社會心態，由外而內，內在化的過程由快到慢；反過來，由內而外，影響力逐漸減弱。社會心態并非作為一個獨立體，被動受社會環境的影響，社會心態本身就是社會環境的一部分，而且就社會的心理構成來說是更大的部分，是一定社會范圍內多數人的心理或占一定比例的成員的心理。社會心態隨著社會轉型和變遷而變化，它既是社會轉型和變遷的推動者，同時也以其變化構成了社會轉型和變遷的特征。

　　社會心態的測量社會心態研究目的是分析和描述宏觀的社會心理，其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嘗試對被元素主義割裂的社會心理進行還原，把片段、條塊的社會心理學概念和理論“拼合”為關聯的、局部的或整體的社會心理學。

　　這樣的過程是需要長期努力、不斷積累的。而在研究方法上，除了采用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外，也要借鑒社會學的研究方法。

　　近年來我們對社會心態研究的探索是嘗試選取一些代表性的社會心理學或社會學概念，構建社會心態的指標體系，并曾提出從社會認知、社會情緒、社會價值和社會行為傾向四個方面考察社會心態的指標體系（王俊秀，2013a），本文對此作了進一步修正，由五個一級指標構成的社會心態指標體系，分別是社會需要、社會認知、社會情緒、社會價值和社會行為構成。社會需要的下一級指標是個體需要和群體需要。

　　社會心態更關注群體需要，它的下一級指標是基本需要和中間需要（多亞爾、高夫，2008：215）。對個體需要的理解采用的是馬斯洛的需要理論（車文博，1998：556 -557）。社會認知的下一級指標包括個體社會認知、群體社會認知和社會思維，社會心態更關注的是群體社會認知和社會思維；而群體社會認知的下一級指標是群體社會認知的結果，包括幸福感、安全感、社會支持感、社會公正感、社會信任感、社會成就感、效能感、社會歸屬感等。社會情緒的下一級指標是基本情緒、復合情緒和情感氛圍。個體情緒由情緒的準備狀態??核心情緒和初級情緒、次級情緒構成，在眾多個體的互動和影響下形成一個社會特定時期的情感氛圍，這是社會情緒的初級狀態，而在一定事件和社會環境下群體和社會形成共享的情緒就是社會情緒。特定的社會背景下，社會情緒會表現為相對穩定的形態，逐漸積淀為一個社會在一定時期的情感文化（王俊秀，2013b），其中，基本情緒采用了特納（特納、斯戴茲，2007：13）的基本情緒分類，分為滿意一高興、厭惡一恐懼、強硬一憤怒和失望一悲傷；復合情緒分為自豪、羞愧、嫉妒、仇恨、希望和懊悔等。

　　情感氛圍分為焦慮、怨恨、浮躁、愉悅、平靜、郁悶和冷漠。價值觀的下一級指標是個體價值觀和社會價值觀。社會價值觀是一個社會表現出的對一些方面的社會性肯定，它是“隱含在一套社會結構及制度之內的一套價值，這套價值的持有使現有的社會架構得以保持。社會制度在這里包括社會化、社會控制、社會規范及社會獎懲等。它通過規范、價值、懲罰等，給個人帶來外在壓力，也通過社會價值的內化，給個人帶來就范的壓力”（楊中芳，1994：321-434）。個體價值觀是個體持有的對個人與周圍世界關系、以及維持個體生存的目標和理念，它包括人生觀、財富觀、道德觀念、公民觀念和權力觀念等。社會行動包括經濟行動、公共參與、歧視與排斥、攻擊行為、矛盾化解、沖突應對、利他行為、道德行為、情感行為等；其中，經濟行動是指考慮投人產出效益謀利的行動；公共參與行動是反映個人與社會關系的重要指標，是考察一個社會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程度的；歧視與排斥行動，是社會成員對某些社會成員或者群體持有負性的態度，表現為不容忍、不接納，甚至侵犯性的言行；矛盾化解行動是指社會成員在遇到矛盾時會采取的行動；沖突應對行動是指社會成員個體或群體之間發生沖突時首先采取的對策；利他行為是指社會成員的行為有利于其他社會成員和社會的傾向性，是助人為樂、慈善、志愿等行為的基礎。而這些行為都可以分為理性行動和非理性行動兩個類型，源于馬布爾別列津（2009：131）根據認知特點把行為分為理性行動和非理性行動。

　　社會心態指標的選取是根據0往社會心理學、社會學研究的一些理論和成果，并考慮到社會心態研究的目的，以及這些年來社會心態研究實踐的一些體會。當然，社會心態指標體系的確定不可避免包含著研究者的主觀性，而選取這些指標旨在藉此揭示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狀況及其原因，反映社會變遷和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心態特點。就這一社會心態指標體系而言，二級指標或三級指標是可以經過概念化、操作化后編制相應的量表或題目來測量；而其他的一些指標則需要根社會心態據研究的問題編制相應的問卷或量表，通過不斷研究和積累，完善指標體系（見）。通過對這些指標的測量我們試圖分析不同指標間的關系，通過對不同指標間關系的分析試圖回答一系列的問題，如個體思維怎么成為群體思維、社會思維，社會共識如何達成，社會共識如何推動社會成長、社會發展和社會進步，社會情綽是如何聯結社會認知、社會價值觀和社會行為傾向的，個體情緒如何逐漸成為社會情緒，社會情緒是如何傳染和傳播的，目前主流社會價值觀是什么，社會核心價值觀念是如何形成的，社會價值觀如何影響社會變遷和轉型，中國傳統文化下的價值觀念與西方價值觀念如何影響個體和社會價值觀念，工個體需要1需要x個體社會認知群體社會認知1社會思維工基本情緒次級情緒H情緒氛圍工個體價值觀1社會價值觀工理性行動1非理性i社會需要丨社躲知丨社會情緒I社會價值觀I丨社會行動社會心態的指標體系四、結語以上論述了在轉型社會的背景下提出社會心態研究范式的緣由和應該具有怎樣的特點，即社會心態研究從概念、分析層面、結構等方面的特征，以及可以利用的學科遺產，這使得轉型社會心理的研究成為可能。其實，社會的轉型本身也是社會心態研究的核心問題，已經有一些理論和研究可以借鑒，未來的轉型社會心態研究已經具有明確的方向。

　　2011/2000：299），出現了關注宏觀社會心理的社會心理學理論：社會表theory）。社會表征理論提出了“誰將社會進行了社會化”（莫斯科維奇，2011/2000：123）的質問；社會認同理論則指出傳統社會心理學關注群體中的個體（individualinthegroup）；社會認同路徑要使這個傳統倒置過來，關注個體中的群體（groupintheindividual），通過這種方式，社會表征理論繼承的是涂爾干“集體表征”的思想。涂爾干認為個體表征屬于心理學范疇，集體表征屬于社會學范疇，但他稱之為社會心理學，意在強調社會與心理的關聯。莫斯科維奇認為，社會心理學的主要任務就是研究社會表征（莫斯科維奇，2011/2000：31），而社會表征是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的社會成員所共享觀念、意象、社會知識和社會共識，是一種社會思想或意義/符號系統。這一系統具有雙重功能，一是建立秩序，使得個體在社會中得以定向并掌控社會；二是為群體成員提供社會互動的規則和對社會生活進行明確命名和分類的規則，從而使他們之間得以溝通（劉力，2006）。與涂爾干用集體表征探索社會整合的問題不同，莫斯科維奇更強調社會表征的動態性，關注社會改變，希望通過社會表征看到新奇或創新性的現象如何通過社會過程變成社會生活的一部分，關注社會中集體觀念的變化，關注現代社會下的集體思維，關注溝通的手段如何逐漸變成了社會共識（莫斯科維奇，2011/ 2000：7-10）。這一理論中的思維社會（thinkingsociety）和社會共識等概念對于社會心態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啟發性，是社會心態對于轉型社會研究可以使用的重要理論之一；這一理論采用的是社會變遷的視角，關心的是個體、少數人和多數人之間是如何互動的，在這種互動中知識如何成為社會共享的東西，社會共識如何形成，也就是社會是如何在思考中和個體、少數人、多數人一道“成長”（莫斯科維奇，2011/2000：33、76、301）。這樣的研究理路可以揭示出社會轉型、社會變遷和社會的發展的內在機制。

　　社會認同理論提出了心理群體（psychologicalgroup）的概念，意指在心理上對于成員具有重要性的群體。該理論試圖回答，“個體的集合是如何成為一個社會和心理群體的”，以及“他們又是如何作為一個集合體來感受、思考和認識自我的”（特納，2011/1987：1 -2社會是由社會歸類（socialcategories，）組成的，這些歸類與權力、地位相關，并在實質上構成了特定的社會結構（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1988：18 -19）。類別和群體是自我歸類的，是一個社會認同的過程，正是這樣的自我歸類使得個體轉化為群體（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1988：28-35）。“群體被認為是一個心理實體，對于那些被吸引進入群體的人，群體會告訴他或她什么是應該優先考慮的，應當遵循哪種規范，集體行動的確切目標是什么。將自我范疇化為某一群體成員的過程會引導信息的尋求、與他人情感紐帶的建立以及自我規范的融入”（豪格、阿布社會認同理論對于社會心態研究的啟示是如何理解大規模群體關系的變化，重新認識群際沖突、集體行為、社會運動、社會結構，以及社會流動、社會變遷（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34-35）。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中，社會認同過程產生了個體的社會歸屬，個體的社會地位、權力和聲望決定了個體是屬于支配群體還是附屬群體，使得個體產生積極或消極的感受和情緒體驗。個體希望改善自己的處境，但采取什么方式來改變取決于個體的主觀信念結構，這是個體對于社會的本質如何理解，以及對社會中群體關系所具有的信念。豪格等人（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34-37）認為，主觀信念結構存在兩種類型，一種是社會流動，一種是社會變遷。社會流動是對群體邊界可滲透性的信念，也就是個體認為通過自己努力可以進入自己希望的群體；而社會變遷則是認為群體之間的邊界是固化的、不可改變的，也就難以通過個人努力實現穿越。個體無法改變這一現實，必須寄望整個群體的地位的改變。對于社會變遷，社會認同理論給出了兩種群體策略：社會創造性和社會競爭。當群體關系被認為是安全的、合法的和穩定的時候，就會采取創造性策略。人們會采取有利于內群認同的群際關系形式：群體在新的維度上與其他群體比較，群體成員重新定義使群體能夠提升的事物的價值，或者選擇新的外群體來比較；而當群體關系被認為是不安全的時候，群體會采取社會競爭策略，也就是附屬群體與支配群體在雙方都認為有價值的維度上展開直接的競爭（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70-72）。

　　關注轉型社會的社會心態研究其實是一種社會發展的研究，因此它必須面對社會心理學忽視的現代性問題，正如皮亞杰和維果茨基所堅持的那樣，人的發展問題，不能僅從個體角度去思考和研究，要關注從“原始”精神生活到“文明”精神生活，從前理性和集體思維到個體與科學思維（莫斯科維奇，2011/2000：230）。社會心態不是獨立于社會而存在的，而是一定歷史時期社會狀況的反映，在這個意義上，自然就會出現一個問題：成熟社會應該具有怎樣的社會心態，同時，社會心態也不是被動地對社會的反映，它影響和促進著社會結構的變化和社會變遷。因此，緊隨著的問題就是：如何促成健康的社會心態，社會心態研究，即是致力于研究轉型過程中的個體、群體、社會不同層面和層面間的心理特征、情緒狀態、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及其變化，其目的是要研究社會的理性化過程，社會共識的達成，社會核心價值觀念的形成，致力于推動社會思考、社會進步和社會發展。